长春制片厂

　　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的一年间，上海、北京、长春的制片厂共生产了50余部影片。
　　长春摄制了《中华女儿》，凌子风和翟强在这部影片里描述一个农家姑娘在她的村庄被日军烧毁后，参加了游击队。游击队员们秋天在森林里采食蘑菇，之后遇上大雪，农民用雪橇为他们运来大米。春回大地之时，在栎树和荒草丛中，响起了《国际歌》的歌声。经过几次胜利之后，最后的战斗展开了，年轻的女战士们被日本兵围困，壮烈地投身江中牺牲。
　　长春生产的最杰出的影片是《白毛女》，王滨和水华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把一个来自国内战争时期民间传说的歌剧搬上了银幕。他们在影片中以真实感人的笔法，描写封建地主的受害者--一个年轻女仆的痛苦遭遇。在北京生产的影片中，应该提到的有《我这一辈子》，该片由石挥根据老舍的一部小说改编，以丰富的幽默情调表现这座帝国京城从义和团战争到日本占领结束这个时期中的状况；还有《新儿女英雄传》，是吕班和史东山根据孔厥与袁静的小说原作改编的，它通过战争与革命的种种经历，描绘出一对年轻的农民夫妇的爱情与遭遇，影片的风格粗犷，使人同时想起《悲惨世界》与《一江春水向东流》。最后在上海，摄制的影片有剧情激烈、对比鲜明的《上饶集中营》（沙蒙和张客导演），《翠岗红旗》（张骏祥导演），尤其是《团结起来到明天》这部影片，赵明在该片中歌颂了国民党统治末期工人的英雄斗争。年轻的中国电影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使人回想起苏联初期影片那种蓬勃的生气。它受苏联影片的熏陶，也受游击区电影的经验以及同国民党半合法斗争的经验的影响，最后它还受最古老而仍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的影响。
　　继1950年的影片大量生产之后，人民中国力图提高它的电影的质量，着重于剧本的完美无缺。这种注意做过了头，对电影剧本的草稿进行无休无止的讨论，最后却从不把它们拍成影片，这就妨碍了影片的生产，以至到1952-1954年间影片年产量下降到不足20部，而一般质量却无显著的提高。
　　在这个时期摄制的影片中，陈西禾在上海导演的《姐姐妹妹站起来》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统治下妓女的可怕命运。吕班在长春摄制的《六号门》可称为是一部杰作，它描写天津码头工人组织的一次反对国民党和那些在码头上作威作福欺压工人的恶霸的罢工。石挥的《鸡毛信》在手法的新颖上与严恭的《结婚》不相上下。
　　林农和谢晋的《风波》激情地描述了农村中反对那些涉及妇女的宗法的与家庭的野蛮习俗的斗争。但是，汤晓丹的《渡江侦察记》和郭维的《智取华山》却太刻板地照搬了1950年摄制的战争片，而在手法上毫无改进。沈浮的《纺花曲》由于剧本太糟、十分概念化而失败，这部影片原来是打算作为《团结起来到明天》的续集的。
　　从1955年起，中国电影界的领导执行了一项新的政策。各制片中心比以前有更多的自治权，同时在广州、西安以及新疆、四川、云南直到拉萨这个过去的禁区也都成立了新的制片厂。到1960年，电影观众人次超过50亿，相当于美国的两倍（打破世界的纪录）。这个数字只代表每人平均购票6张（全国共有6．5亿人），但在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电影放映场所的数目（包括固定的与流动的，放映16毫米或35毫米影片的影院与放映队）达到1．8万个。从此以后，全国共有33家制片厂，11家摄制故事片，22家拍摄纪录片与新闻片。每年生产长片100部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