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区

　　影片的生产也变得多样化。人们继续拍摄以解放斗争为题材的影片（如苏里与武兆堤的《平原游击队》、白沉的《南岛风云》、丁里的《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同时继续改编古典的或现代的民间戏曲（这些戏曲全国有好几十种），这种改编的道路是由越剧片（上海附近的绍兴剧种）《梁山伯与祝英台》（桑弧与黄沙导演）的极大成功所开创的，该片表现一个人们喜爱的抒情的民间故事，主人公象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祖先。这部优美戏曲片的导演之一桑弧后来又导演了《祝福》，这部影片是根据鲁迅的一篇短篇小说改编的，充满真挚细腻的感情，叙述本世纪初一个贫苦女仆的遭遇。
　　《中华女儿》的导演之一凌子风，摄制了《母亲》一片，这是一部很引人兴趣，以战争与革命年代为背景的作品。
　　同蔡楚生合作导演过《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郑君里，在描写一位年轻的小提琴家（他创作了后来成为人民中国国歌的歌曲）一生的影片《聂耳》中，以幽默而有力的手法表现了30年代的上海面貌。郑君里还导演了传记片《林则徐》（鸦片战争的英雄）和《宋景诗》（一百年前反抗欧洲殖民军的一位将军）。此外还应提到沈浮导演的色彩和谐优美的《老兵新传》，虽然剧本过于简单化。

　　　　影片生产在日本占领时期几近中断，到1946年底才恢复起来，此后影片产量日益增多，到1949年已达到200部。许多进步的电影工作者这时正流亡到这块英国殖民地上，逃避政治的迫害，如史东山（日后《新儿女英雄传》的导演）和张骏祥（后来导演《翠岗红旗》），后者这时摄制了《小女婿》这部杰出的影片，在该片中他谴责了一种腐朽的封建恶习。
　　1950年以后，香港每年生产200至250部影片，其中只有少量向人民中国进口。这些影片大多为商业性影片（戏曲片、神话片、舞剧片、探险片、言情片以及模仿好莱坞的影片）。
　　这些产品一直是专门供应东南亚各国的，在那里，华侨开设的电影院也是当地居民中不那么富裕的阶层光顾的影院。为了适应那些文盲和不懂华语的观众的需要，来自香港的影片不得不把故事变得非常简单，而这时进步导演在香港的地位已被那些自上海移居香港的制片商们所取代了。
　　这个英国殖民地在1954年共有62家电影院，观众人次也很高（平均每人每年购票15张）。但是，香港从1950年至1958年每年生产将近200部的影片不是只供其225万居民观看的，这些影片中有四分之三为粤语片，四分之一为中国"官话"片，另有几部闽语片。它们之中有少数输入人民中国，而大部分是输往亚洲与美洲华人开设的电影院。
　　在商业性影片（1957年达311部）之外，有些导演在摄制一些抨击现代恶习或封建旧习的影片上从事一种颇有意义的努力，如李萍倩的《春雷》，陶金的《再婚记》，顾而已描写农民命运的《鬼、神、人》①，还有袁仰安在摄制了《孽海花》一片（1952年）之后，很出色地改编了鲁迅那部脍炙人口的《阿Q正传》（1957年）。除此之外，还应指出袁安和青年导演蔡泽②在这方面的努力。
　　①法译名《牺牲者》。--译者。
　　②两人姓名均音译，原名不详。--译者。
　　朱石麟在摄制了各种类型的影片（如场面壮观的历史片《清宫秘史》，1950年摄制）之后，从1952年开始，他拍摄了一系列着重描写这个飞快发展的城市中出现的严重的房荒问题（如《一板之隔》、《水火之间》）。他最杰出的影片是《乔迁之喜》，表现一对年轻的职员夫妻一步步落入贫困，住进贫民窟的遭遇。这部新现实主义的作品导演手法非常出色，堪与德·西卡描写同类题材的影片《屋顶》相媲美，而它似乎并未受到来自意大利的影响。香港电影在华人圈子以外不大为人所知，而在数量上多得惊人（1960年达240部），其中有一小部分达到颇引人注意的水平。香港的超级影片多半是由邵氏兄弟影片公司投资的，该公司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婆罗洲、泰国、南越和中国台湾）控制着130家首轮影院、9所娱乐场、一些发行公司和影院设备。它还为"影迷们"每周出版用英语、汉语、马来语和印地语印刷的杂志，总数达到100万份。它还拥有一家很大的印刷厂、一个掌握1000万美元的慈善基金会等等。
　　最后还应提一下，从无声电影时期起，旧金山的唐人街就有侨居美国的华人摄制影片。到1950年前后，摄制的有声片（数目不多）都是一些16毫米的彩色片。